我国外贸规模处历史同期高位 汽车出口创新高

但当时毛泽东发动了批判陈伯达的批陈整风运动，导致计划于9月份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被推延。

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57]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 [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贝贝尔[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8.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4. [3]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利用暴力而非和平手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对于中国来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既存在着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集团的现代性的竞争，也存在着同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帝国现代性的竞争。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

刘林元.关于毛泽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正[J].学海，2006(4). [2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434. [24]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7. [25]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7—118. [26]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M]//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5. [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2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 [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6. [30]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0. [31]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院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20. [32][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2. [3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3. [34][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0. [3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98. [36]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5.(两报在1968年4月10日以《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题的社论文章引用了这一内容。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但在人民内部，它实质上暗含着抹平各种不同阶级的人民之间差异的倾向。各地必须在11月底前全部开工，确保年内基本建成400万套以上。

而自1983年7月1日以来，我国政府已经停止了传统的由财政直接向国有企业拨款以提供企业流动资金的做法，改由银行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这种做法又称为拨改贷）。[28]故而，有财政学者指出，企业资金银行供给制的实质是银行资金财政化，其本质仍然是企业资金国家供给制，其理论误区在于：忽略了银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本质差别，忽略了信贷资金回流和付息的内在要求，导致错把信贷资金用于无回流、无偿的资金用途，使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陷入严重困难，[29]在笔者看来，拨改贷的改革措施之所以导致银行资金财政化，并酿成金融机构巨额不良资产的金融风险乃至财政风险，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投资决策上的非法治化、反公共化运行机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专项补助虽然更能体现中央政府在支持地方政府提供某项公共产品方面的政策意图，存在发挥均等化作用的潜力，但过去实践却发现它同样不利于区域间的横向平衡。

为了寻求经济高速增长而恣意侵害公民财产权、生存权、平等权，难谓具有宪法上之正当性依据。形成今天这个情况，应该说各个部门都有责任。

[19]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供应的土地里面，85%是没有多少利益的，只有15%的地是可以挣钱的。土地收入应该怎么使用，这一点立法也很滞后，现在也还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故而，在一个税权高度集中的财政分权体制中，地方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土地等国有资产、利用地方商业银行迅速实施大规模融资，这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

由此而言，以经济快速发展为形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乃中国宪法文本所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正是此种国家目标规定赋予中国政府较之于其他国家更多、更大的经济职能。在此之前的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第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做好所谓四包工作，即：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而县与乡镇的财政分权则主要有分税制、收支包干制与统收统支制度三种类型。[8]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页。

如果地方政府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套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实施不理性的经济投资，最终将导致金融风险转换为财政风险，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地方政府更加陷入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21]是故，张启春先生认为：由于税收返还还只是一种资金转移形式，而不是收入分享形式，它按照收入来源地进行资金分配，哪个省份经济越发达，‘两税增长越快，中央对其进行税收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29]詹向阳：《论中国不良债权债务的化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7、89页。对此，有学者非常尖锐地指出：在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寻求自我发展空间的努力往往导致两败倶伤：地方政府纷纷树立起种种壁垒，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全国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目前行政决策机制民主化、法治化程度亟待发展的条件之下，政府经济投资决策上的盲目与失误就可能转化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债务的恶化。由此，当中央政府主张适用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时，地方政府就可能会通过地方国企从国有银行获取融资支持，并展开大规模的政府投融资计划。三、地方土地财政行为的宪法规制 葛克昌先生指出：课税之基本原则即为量能课税原则之伦理要求，个人之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决定其所应付的纳税义务。周政华先生认为：由于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拆迁安置房，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政府低价供地—开发商开发—符合条件的居民购买的成熟模式，整个过程无须财政资金扶持。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在现行税权分配体制已呈现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市、县人民政府既然负责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并可以获取其收益，则其财政收入必然逐渐滋生对于土地收益的严重依赖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机制的刺激下，地方政府自然要拼命的炒高房地产，绞尽脑汁使占小部分的商业用地价值最大化成为自然的逻辑，[15]可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巨量增加的城镇人口，乃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恣意获取土地使用费收益的社会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8条、第9条则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从思想上来讲，大家都希望把事情办得好一点，但是财力是有限的。当地方财政沦为土地财政之后，则地方政府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利用行政权力维护地产垄断市场，甚至故意压低土地补偿金，此种与民争利的行为遂不可避免。

地方政府之间在争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动机之下所展开的激烈竞争，不仅盘活了土地等国有资源并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更使中国已有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掘。[23]2008年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仅有3404亿元，而专项转移支付则高达8888.31亿元，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亦高达4271.19亿元。

这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纠正市场失灵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如此，先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经济危机，进而引致国内金融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最终导致人民之营业自由权等传统自由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新兴社会权，均面临制度性保护不足的严重问题。土地财政与分税制没有因果关系，地方政府卖地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基本权利 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42个百分点，2007年城市化率已达44.9%，非农人口达59379万人，比1983年增加33013人。

这种照顾既得利益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起到了直接拉大贫富省份之间的财政能力差异的作用，上解中央两税按基数返还地方的方式，使大部分转移支付的财力失去了均衡功能。[8]此外，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消费性的低投入、生产建设性的高投入等财政收支结构，甚至中央政府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为目的的专项转移支付，均属于宪法上赶超型战略的政策工具或制度载体。

但实际上，政府的建设性支出资金依然一直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遭遇金融危机之后此种财政投资的规模扩张更加迅猛。参见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书，第52页。

[19]中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等高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迅速提升，但是随着农业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税费改革措施的推行，县乡政府等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被严重削弱，在财政上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15]徐德富、涂云龙：《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分析》，载《现代商业》2007年第1期，第71页。

摘要:  地方土地财政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租税并存的财政分权体制，更在于宪法文本所确立的赶超型战略。因此，在当前地方财政管理模式尚未有效转型的条件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际效果实难以预料。为扩大土地供给增量，近年来各地强行征地、野蛮拆迁的事件屡见不鲜。[14]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地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累计投资达1.5亿元，位处嘉禾县城最中心地带，工程占地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

[20]依据财政部颁发的《2008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选取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适当考虑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海拔、温度、少数民族等成本差异，结合各地实际财政收支情况，采用规范的公式化方法进行分配。[28]财政学者认为：或有负债是指由于过去事项或既存事实引起的各类潜在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可能导致政府支出压力加大。

[9]关于赶超型战略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体现及其具体内容，参见周刚志：《中国宪法文本上的和平发展战略条款》，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4期。而国家亦可专设中央政府统筹税与省区政府统筹税、县市政府统筹税等税种，以取代传统的税收返还制度，增加中央与地方高层政府的财政平衡能力，以逐步实现宪法文本所设定的崇高目标。

[6]王尔德、郭一信、刘倩伶：《贺铿：分税制事权与财权不对等是伪命题》，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8月3日第006版。此种生存困境并非城市政府土地财政所独使然，却与城市政府积极获取土地使用权收益、消极承担居民生存权保障职能的财政投融资政策及行为具有必然之联系。